[48]简言之，一个违法的主体未见得是一个违约的主体，我们不能因为违法就认为相对人也会违约。
也正是因为违法行为信息关涉他人的交易安全，所以其才被视为公共信息，既不被隐私权所保障，也不受新近兴起的被遗忘权所庇护，[30]可以为征信机构合法获取并开放给有信用需求的主体。因此，失信评价意味着，被认为失信的社会主体无法稳定其他人对其将来行为的期待，无法获得交易资源的机会。
若是经评估相对人并无再犯风险或是风险极低，那么行政机关就不能实施信用惩戒。[40]比如，各地方、各部委信用立法中反复出现的诸如限制任职资格、限制开展业务、限制进入市场等限制从业类信用惩戒是从诸如《破产法》、《公司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数十部法律中寻得上位法依据的，限制从业类信用惩戒不过是其他法律早就规定过的监管措施。[41]将信用惩戒视为行政处罚进而以行政处罚框架来改造之似乎已成为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但限于篇幅与主旨，请恕本文在此不能全面批判这一观点并论证将公、私两域信用惩戒界定为风险规避措施的诸多合理、优越之处。这一任务，将留待专文另行完成。[39]例见《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
[44]相关探讨参见王瑞雪：《论行政评级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这可从行政机关作为资源配置机关的类型出发加以类型化的理解。为此，我想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给宪法实施中的工作文本赋予其合法的地位。
若从实施角度的当下实效性来理解宪法，无疑将有效的1982年宪法与似乎无效的1954年宪法割裂开来，彰显了1982年宪法的革命性而相对遮蔽了1954年宪法。constitution从作为古老的构成意义上的国体概念——这一概念强调政治共同体是由哪些人组成的，比如西方的古典混合国体理论提出，共同体是由君主、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专业化、理性化操作的法律制定、修改和解释的法律概念，即宪法（constitutional law）。然而，美国宪法的主流叙事面对这个杰斐逊魔咒，始终以一种反革命 反民主的立场来建构各种捍卫宪法连续性的理论，通过彰显一部宪法治天下来捍卫美国宪法的神圣性。讲这个故事是想重申，宪法的根本问题乃是道体问题，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必须高度重视正名这个问题。
而新近出现的保守主义强调所谓宪法时刻这样的神学叙事，将美国宪法制宪看作美国的创世纪，由此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黑衣人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神父，执掌告知神意的神职。那么，在修改国家根本大法如此庄重严肃的政治事件中，我们的国家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树立宪法的权威，重申依法办事，为什么立法机关竟然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对法定文本列明的修正案内容视而不见，却来修改1982年宪法中根本就不存在的内容呢?其原因就在于混淆了法定文本与工作文本的区别，把宪法实施中使用的工作文本当作 法定文本，而完全忽略了修正案本身在法定文本中应有的宪法权威地位。
追求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是法理学面临的永恒矛盾。可以说，美国宪法在全球扩张始终是在道体意义上的扩张，而不是美国宪法在器用层面对这些国家的约束。比如，规范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宪法》第11条经过三次修改。因此，为了强化多个邦国联合起来的合众国的国家统一性和神圣性，强化美国合众为一的政治需要，必然要神话美国宪法文本的统一性和神圣性。
美国实力的每一次扩张必然带来宪法的全球扩张。同样，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3条所要修改的宪法第11条第2款的具体内容也根本不是1982年宪法第11条第2款中的内容，而是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6条所修改的内容。然而，由于香港回归过程中政治形势的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成立了临时立法会，作为香港回归后的立法机关，这个临时立法会运作一届之后再过渡到立法会。我们都知道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这部宪法是在1982年12月4日这一天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
这种实效的法理逻辑所形成的宪法观，被杰斐逊完美地加以阐述。然而，这个世界上偏偏有一个国家把宪法塑造为永恒不变的神圣文本，这个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现在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第二个问题：1954年宪法真的失效了吗? 有效性是法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它包含了两层含义，这在英文中比较容易区分。另一方面，在宪法实施中使用工作文本，实际上认可了大修模式的好处，删除了已经失效的宪法内容。
换句话说，宪法的法定文本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具体的物理形态，也就是1982年宪法正文及其修正案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以至于有论者指出我国宪法的法定文本只存在于修宪者的精神世界，而不存在于物理世界。同样，宪法修正案第21条要修改的内容不单单是宪法第11条第2款的内容，而且也包括修改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6条的相关内容。我们都知道，1982年宪法并非是新制定的一部宪法，而是修改了的1978年宪法，而1978年宪法是对1975年宪法的修改，1975年宪法又是对1954年宪法的修改。可以说，在主权机关的政治决断中，已经明确意识区分了宪法的象征意义与宪法的实施效力，而在这两者的斟酌、权衡和对比中，选择了凸显具有当下实施效力的1982年宪法，其目的是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们的潜意识或者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观念里，我们依然保持着大修思维，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关注宪法中发挥实效的部分，而不大关注宪法法定的形式文本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都是要面对具体历史处境和现实生活中的人。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如果从有用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这几对概念范畴中，每对概念的前者大多属于抽象的、虚无缥缈的、言说话语层面的无用范畴。
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正本清源，将制宪日确定为宪法纪念日，从而彰显宪法在道体问题上的重要性，淡化器用视角下的实效性问题。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始终要研究古典的法律传统，研究异国、异文明的法律制度，无非是探寻具体的、不同的法律背后在道体层面的普遍原理，正是这种原理的普遍性使得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古代的乃至外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
宪法修正案第16条不仅是修改宪法第11条，也同时修改了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用我们惯常的话来说，工作文本只能算作研究和工作中使用的内部粮票，不具有普遍通行的法律效力。
在宪法文本上形成完整的体系之后，我们的宪法纪念日要不要从修宪日改为制宪日，这显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99年修正案第16条明确提出要修改宪法第11条第3款，可事实上在1982年宪法第11条中只有两款内容，根本就不存在第11条第3款，因为第11条第3款的内容出现在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中。毫无疑问，1954年9月20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制宪日。比如我们当年学宪法时，都知道宪法第138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规定中国的首都是北京，可现在这一条已被修改为宪法的第143条。
若从实效的角度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会面临类似的难题，因为每个国家的宪法都面临修改的问题，只要宪法修改一次，那就是一部新的宪法。因此，越是深入地研究美国的实效宪法，即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判例，就越能发现美国宪法在实施时就像一个黑洞，薄薄的几页宪法最后变成了连全球最庞大的法律人队伍借助强大的计算机检索技术也未必能搞清楚的东西。
如果从历史根源上来考察，12月4日这个日期起源于国家普法活动中的法制宣传日。但是，我们都知道，正当、合法的规范规定是一回事，可这些规范、规定能不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是另一回事情。
我们关注道体与器用、规范与事实、自然法与实定法、权威与权力、合法性与合律性等这些法理学中常见的概念区分，是为了提醒大家，每组概念的后者都是凸显法律所具有的实效层面的操作，用我们的日常语言来说，这些概念管用，能够操作，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就不要把宪法这个文本看得太认真，比如像英国这个国家，连一部成文宪法都没有。
对于历经革命的中国来说，告别革命并通过宪法和法治来建立稳定的权威和秩序，应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然而，从学理角度看，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我们所隆重纪念的12月4日并非制宪日，而是修宪日。由此导致我们在英美法律文化所推崇的小修与法国和苏联法律文化所强调的大修之间摇摆不定，既没有得到修正案方式不改动宪法原文的益处，也没有得到全文修改而令宪法文本清晰明细的优点，反而承受了这两种修改方式的双重缺陷。具体可以有两种办法： 其一，全国人大在表决宪法修正案时，可在修正案的正文后面附上根据修正案修正的工作文本，这就意味着全国人大虽然在表决通过修正案，但同时也是在表决通过根据修正案修改之后的新宪法全文，实际上也是对此前有效的宪法内容的再次确认。
美国宪法在实践中经历如此复杂的解释，或许是体现了道在器中。如果说宪法的诞生具有精神道义层面上的象征意义，那么宪法的施行或实施才更突出其所具有的国家法律的强制力。
再比如，强调我们人民的宪法政治论，强调宪法具体内容变化的背后，宪法所捍卫的我们人民的民主政治的连续性和神圣性。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展现中国宪法的革命性与连续性的内在关联，才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统与中国宪法的法统对照起来，二者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建构体系。
他根据每19年就是一代人的自然更新，提出在每19年终结时，每一部宪法和法律都将自然过期……如果宪法得到更长时间的执行，宪法就成为暴力的法律，而不是权利的法律——因此可以说，每一代人事实上都有其废止权，惟其如此才得以自由，如同宪法或法律明文限定在19年。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一个通过法学话语不断生产出来的关于美国宪法连续性的现代神话：美国200多年来依靠一部宪法来治理国家，而美国宪法的神圣性就体现在很难对其修改，并且即使修改也只能通过增加修正案的模式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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